7月上旬，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牵头拍摄的警示教育片《迟到的悔悟》在当地播出，披露了崇阳县桂花泉镇原党委书记金艳夫违纪问题。而说到金艳夫的落马，不得不提崇阳县原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廖建鸣。正是他，为金艳夫案的审查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相对金艳夫的违纪问题，廖建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2015年，湖北省委巡视组在崇阳县巡视期间，发现廖建鸣严重违纪问题线索。2016年2月，廖建鸣接受组织调查。因严重违纪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，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收受他人贿赂等问题，廖建鸣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并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。
从收小红包到“捞大钱”
1996年，刚刚30岁出头的廖建鸣担任崇阳县金塘镇党委书记，当时他立志要干干净净做人，为解决群众疾苦而奋斗。一年后，他调任崇阳县水泥厂厂长。也正是那时，他从收受小红包开始，逐渐防线失守。
据廖建鸣交代，第一次收受红包是在1998年当水泥厂厂长期间。“有一个客户，给我送来800元钱。当时推辞了很久，收下之后忐忑不安，第二天把这个钱交给了财务人员。后来同样是这个客户，又送来800元，就收下了200元，退了600元。后来，收红包就心安理得了。”
十八大以来，正风肃纪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但廖建鸣依然不收敛、不收手，逢年过节照收不误。其中，在为其岳母治丧期间，他先后收受几十名干部、老板的红包礼金共计14万余元。
据纪律审查人员介绍，2003年至2016年，廖建鸣共计收受红包礼金达230余万元。
从心存侥幸到对抗审查
在担任县级领导干部以后，廖建鸣看到一些商人一夜暴富，心理失衡，价值观愈加扭曲。在收受“小红包”的同时，他产生了“捞大钱”“发大财”的想法，开始在外省的企业入股，放钱收息。并且与一些商人发生不正当经济往来，收受礼金甚至贿赂，为他人谋取利益。
收红包多了，廖建鸣也有些心虚。早在2008年，他就开始有意识地规避组织调查。
“当时收受一些红包之后，心里忐忑不安，把钱放在我妹妹那里。也告诉爱人，银行存款不要太多，以免组织调查。”廖建鸣说。
廖建鸣还做了一系列规避组织调查的行为。据调查，在崇阳县连续两任县委书记贪腐案件发生后，作为曾与这两任县委书记共事过的县领导班子成员，廖建鸣担心组织上会延伸调查，牵扯到他，于是采取隐藏、隐瞒、转移财产的方式规避调查，退出在一些企业的股份；对收受的房屋进行处理，并烧毁一些合同；退回了一些企业老板的礼金。
据廖建鸣自述，直到被组织调查前一天，他还不忘嘱咐妻子“假如有什么事，要把家里的事处理干净”。
2015年8月，湖北省委巡视组进驻崇阳县后，廖建鸣多次向被巡视组约谈的干部打听案情。一天半夜，他让好友开车，将被约谈干部送至郊区与其见面，并指使对方举报他人、干扰巡视。在被组织立案审查前一周，面对咸宁市纪委针对有关问题的函询，廖建鸣仍不如实交代。
据审查人员介绍，除了对抗组织审查，廖建鸣还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、分配救济款物优亲厚友、干预司法活动等严重违纪情况，涉及违纪违法资金500余万元。
从处理个案到全面清查
廖建鸣自1982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在崇阳工作。2003年走上副县长岗位，2010年担任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，在当地可谓位高权重。加上其为人处世心思缜密，行事风格老谋深算，被一些人称呼为“教父”。
也正由于廖建鸣深耕崇阳多年，其腐败案件涉及干部多、牵涉面广、社会影响大。后经查实，廖建鸣案共涉及县级干部3人，党员干部200余人，涉案金额4600余万元，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。
对此，咸宁市纪委按照“四种形态”分类处理党员干部269人，其中对涉案的市管干部批评教育60人，诫勉谈话11人，党纪政纪处分6人；指定有关县（市、区）纪委对涉案的科级干部批评教育152人，诫勉谈话19人，党纪政纪处分21人。该窝案有9人被党纪立案审查，其中县级干部3人；1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。同时，该市纪委就廖建鸣干预司法活动问题，责成市中院、市检察院纪检组启动纠错追责机制，2名责任人受到组织处理。（本报通讯员 邓子庆 中国纪检监察报2版）
